收入分配不均
- 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
- 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 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 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就会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
- 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严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
- 美国最主要的三大原油来源——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
征税
- 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其特点是，如果你愿意支付市场的工资水平或者略高一点，你可以雇到很多很多的工人。但市场的工资水平整体上就是农民工可以接受的底线，因此，如果你稍微降一点工资，立刻就会招来“民工荒”。
- 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承诺过多的福利，为将来埋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汇率
- 中国的崛起，存在对一些国家和行业的“间接伤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即便没有汇率问题，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也不会轻易消失，因为问题的最终根源并不是汇率。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有了内需，中国就不需要出口那么多，可以出口转内销，同时也能更多地进口，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经济摩擦的风险。
-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说的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
- 中国现在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管制起来。而如果中国一旦放开资本，又想保持固定汇率，那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将无法实现；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准备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会发生爆炸式的增长，而我们的金融体系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过；我们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没有准备好，一个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意味着目前这种以控制总量的方式操作货币的政策方式将变得十分无效，因为人民币的需求将是瞬息万变的，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条件，也取决于国外的条件，这就必然意味着我们需要过渡到一个以价格手段，也就是调整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
货币政策
- 美联储的数量宽松会给全球带来问题，而中国的数量宽松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因此完全不是一码事。没错，但这种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数量宽松就比美联储的数量宽松更好，而只是因为美元是一个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目前还不是。两种数量宽松造成的问题是类似的，只是影响的范围不同而已。
- 中美两国没有谁更在“操纵”汇率，双方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货币政策体系和相应的汇率决定机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王二式的掺水，固定比例，不管原酒是浓是淡。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李四式的掺水，不管水和酒的比例，只要兑出的酒味道对就行。
- 历史上应对通胀成功的案例几乎只有一个模式：收紧货币政策。
- 从财政手段上说，保护低收入群体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补贴，这样最具有针对性，钱也能花在刀刃上。如果通过财政补贴来平抑物价，大量的补贴会流向不需要补贴的人群，这会造成很大量的浪费，还有腐败。
经济政策
- 加工贸易和王二拔毛，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把王二拔毛这件事情这么看，王二会“进口”一只带毛的鸭子，然后“加工”，最后再把没毛的鸭子“出口”给顾客，王二从中能赚取1元钱的加工费。王二在拔毛这件事情上永远是只赚不赔的，永远有“顺差”
- 只看到中国的加工贸易有顺差，就得出中国会是一个顺差国是片面的。通过加工贸易挣来的美元，一样可以花在进口别的东西上
- 要想生活好，不是靠自己动手做一切事情、省钱省出来的，必须得加强专业，让自己在劳动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才有更多的钱花。
- 要富裕，就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提高自己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更多出口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多的进口，毕竟，进口才是供我们自己享用的，而出口则是在为别人打工。
- 在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人群分化越发严重的今天，民粹主义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和拉克拉迈·拉詹描述的美国的情形有点类似：既然短期改变不了人群分化的现状，那就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让人少抱怨一点。抱怨房价，我就去打压房价；抱怨菜价，我就去巡查菜价；抱怨油价，我就补贴炼油厂然后少提价；很多人抱怨工资涨得慢，我就把工资涨幅写进计划里；有车的抱怨堵车，我就让没车的别买车；城里人觉得拥挤，我就想办法控制外地人进城。这些政策，有些也许是必要的，更多的则只是引进新的扭曲，不少是牺牲一部分沉默的人而让另一部分抱怨得响的人得益。
- 如果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大家都使用正版，那正版的价格很有可能会大幅度下降。王二把软件价格定高是出于无奈，因为定低了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愿意出钱买，最后干脆去宰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如果大家都使用正版，软件公司就不会选择那种自杀性的高价，因为这样既卖不动又会把市场拱手让人。
- 当老龄化遭遇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是对宏观经济有长期影响的。
- 老龄化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会有很多只消费但不再劳动的人口，而且这些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个名词叫“抚养比”，就是不工作人口和工作人口之间的比例，不工作人口里包含老人和小孩。一个经济的抚养比越高，和一个家庭老人孩子多是一样的，那就是挣钱的那些人压力会很大。当然，压力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家庭里压力大的反映会是家庭矛盾，一个国家的“压力”大可能反映为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高税和增长缓慢。
- 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知识产权生产国，盗版带来的损失主要不由中国人承担，天天喊疼的明明是美国人
- 正版的高价不是盗版的原因，其实是盗版的结果。当然，正版永远会比盗版卖得贵，但我相信，比起正版的质量和服务，那高出来的部分很多人都是愿意支付的。
发展模式
- 意识到转型就是要有企业倒闭，要有人失业，对中国当前的政策讨论非常重要。害怕失业，保护那些已经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结果就是阻碍转型。政府更应该做的，是给受到转型冲击的人以保护，帮助这些人过渡，给他们提供培训，帮他们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