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存款保险
包商银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宗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破产退出案例。2019年处置包商银行，也是2015年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四年后存款保险基金的第一次使用。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有十年。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业基础性制度安排，其运行机制是由投保机构每半年交纳保费，形成存款保险基金。一旦银行发生破产倒闭事件，存款人放在银行、限额内的存款不会遭受损失。在中国，这一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制度仍有需要进一步优化之处。首先，法律授权不足，相关法规对早期纠正的干预权限、措施范围及触发条件界定不明确，导致监管部门、存款保险机构等相关方在风险初现时难以及时介入。其次，早期纠正措施以窗口指导等软性手段为主，约束力有限。再次，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不畅，影响风险监测和处置效率。此外，对早期纠正对象的激励约束不够，机构的违规成本也较低，导致机构整改意愿不强。
如果存款保险机构不具备提前获取信息、早期干预的功能，那么存款保险基金就是被动买单者。
但也有观点认为，由监管部门管理存款保险基金，有“花钱买平安”、掩盖监管失败等隐患。财政部亦关注动用公共资源支持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条件、标准和程序，但也有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基金来自机构交纳的保费，属于市场共济资金，不宜对其进行国有资产管理。
根据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 IADI）的数据，截至 2023年底参与调查的 105家存款保险机构中，有 89家存款保险机构是独立法人，占比 84. 7%；隶属于中央银行的有 9家，占比 8. 57%；由银行协会建立的有 8家，占比 7. 61%；隶属于监管当局的有 4家，占比 3. 89%；隶属于财政部的有 2家，占比 1. 9%。主要经济体中，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存款保险机构都是独立的，荷兰的存款保险机构隶属于央行。
从中国的实践看，存款保险基金成立之初就由人民银行承担管理职责。一位金融领域资深人士指出：“存保公司本质上不是单纯的公司，而是央行履行职能的重要平台。因为存款是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而央行作为货币当局，其宏观调控的核心就是确保货币供应与经济发展相匹配。若存款因风险事件剧烈波动，就意味着货币管理失效，宏观调控目标难以实现。正因如此，存款保险与央行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存款保险需要央行的宏观管理支撑，而央行也需要存款保险来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安全。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对货币运行规律的深刻把握。
税收低迷
税收是经济“晴雨表”之一，然而从2023年底至今，中国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同期GDP（国内生产总值）则保持增长，两项指标的背离让公众疑惑不解。
根据财政部公布数据，2025年4月，全国税收收入年内首次实现单月增长，但前四月累计，税收收入相比去年同期仍下降2.1%，其中一季度税收下降3.5%，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同期GDP5.4%的同比增速相差近9个百分点。2024年全年税收收入同比下降了3.4%，当年GDP同比则增长5%。
最显见的影响因素是价格，税收收入以现价计算，而统计局公布的 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
中国税收收入中，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国内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四大主体税种合计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八成，如果加上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占比攀升至九成左右。其中，国内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近年来占税收收入的近四成。
中国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收入格局，意味着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附着于价格之中。由于和商品及服务的价格绑在一起，因而税收会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高于经济增速；当经济增速放缓或低于以往增速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低于经济增速。
只要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现实税收收入格局不变，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税收收入和财政增速更大幅度的下滑，当在意料之中。
企业所得税作为第二大税种，近年约占税收总收入的 23%，加上增值税，两者合计占比超过 60%。
对企业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同样受价格直接影响。前述税务部门人士称，价格下降影响名义增值率下降，会拖累名义利润率，进一步还会影响居民收入。从更深层机理看，价格下降通常反映了需求低迷，企业经营状况较差，产销率下降，利润受损。
此前对税收贡献率较高的行业主要有采矿业、房地产和金融等服务业、汽车等制造业，近年来景气度明显回落，在税收中的占比出现下降。
开发商销售新房须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而二手房交易只需缴纳个税、契税，同样的交易规模贡献的税额远低于新房交易。随着中国房地产业从增量为主转向增量和存量并重的时代，房地产行业税收必然大幅下降。
有意思的现象是税收减少了，但是非税收入却增加了
财政部解释非税收入高增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盘活资产，但 2024年全年罚没收入同比增长 14. 8%，也属近十年较高水平。部分省份如河北、陕西， 2024年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增长 29. 2%和 10%，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费则均为下降。相比多数省份及重点城市财政收入保持增长，经济活力历来较强的深圳在 2024年却罕见出现财政收入下降，正因为深圳非税收入占比低并且没有显著上涨。
如不及时调整认知并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政府财政压力加剧，势必引发一系列扭曲
美元地位
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意在破坏其财务健康
这里没有理解，个人理解更应该是党争？国际竞争？
物业费降价
自2024年初以来，在重庆、青岛、武汉等二三线城市，已有超过100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降幅多在20%至35%之间；尤其是在发布了限价政策的城市，物业费降幅较大。
2024年全国典型城市物业费的平均收缴率仅为82%，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其中，上市物企平均收缴率跌破80%，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
万科物业推行“蝶城战略”，以街道为单位，以在管项目为圆心、员工20至30分钟步行可达为半径，构建物业服务人员共享“服务圈”，团队打破小区界限，由后台统一安排。 这一做法显著提升了人员工作效率。比如，小区植被并不需要每天修剪，园艺工人可以在一个固定的周期内服务多个小区；维修工人亦可根据工单情况，在小区间调度。
2018年起，房企开始分拆物管板块上市。物管企业若是龙头房企的关联公司，每年就可轻松获得大量合同，收入源源不断，营收稳定且规模巨大。在彼时的资本故事中，物管企业是“现金奶牛”
物管企业的营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基础物业管理收入、非业主增值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从上市物管企业财报来看，基础物管收入多指物业费，营收占比通常六成以上；非业主增值服务收入主要来自开发商，包括物管企业为房企提供的案场服务、咨询业务收入等，营收占比在10%至40%不等；其他增值服务规模较小。 非业主增值服务是物管企业与关联房企之间的纽带。物管企业会帮助房企销售新房，甚至包销车位；承接新房交付全流程服务，包括两年质保期内的维修业务等。
当时楼市处于上行期，物管企业上市前后，地产母公司有实力“扶上马，送一程”。基础物业管理的利润率较低，开发商会向物管企业提供大量的非业主增值服务业务，且厘定的毛利率较高，因此物管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双双显示出高增长态势。
优质物业管理可使同地段房价溢价 15%至 25%。
物业费争议的本质，是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缩影。
青年养老院
去年初，“青年养老院”这一概念在社交媒体悄然兴起，略带戏谑的字眼，加之“逃离‘内卷’”“告别班味”“心灵驿站”等标签，不仅为试图“避世”的年轻人提供了方便触达的“逃避模板”，也让它成为这届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选择。
社交媒体上，他们分享着“青年养老院”的慢生活：告别“牛马”日子，住进了如诗如画的小院，过上吸猫遛狗、充满阳光与快乐的田园式理想生活。这些场景借助社交网络持续发酵。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全国范围内宣称“青年养老院”的场所已超2000家，遍布20多个省份，且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你就像那个钟上了发条，那不跑到滑丝，谁愿意换呐？ ——《去有风的地方》
试图在生活与生计间作出平衡
你是在生活呢？还是生计呢？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析，青年避世的现象与行为是多重社会压力与个体心理需求失衡的产物，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中，年轻人容易因社会比较（如经济地位、学历、外貌）产生自我贬低感，进而选择退出竞争以保护自尊；其次，当个体对“自主性、胜任感、归属感”的需求长期无法满足，亦可能触发心理防御机制，表现为逃避现实；再者，面对价值观的冲突，或者无法被认可时，年轻人也可能通过“去认同化”策略建立新身份（如“佛系青年”或者提前养老的“低欲望”状态），以缓解认知失调。
入住“青年养老院”，首先是主动心理调适与被动环境适应的混合结果
这里写得很不错，主动心理，被动环境相适应